1

雨季。一场雨，淅淅沥沥，下一整天，把我堵在一间屋里。也好，借一场雨，躲个清静，专心想一件事。

这年月，世道越来越忙，每天眼睛一睁，不这事就那事，你不找，他也一会打来电话，或朋友圈里抓你。好在有场雨。一件事，一整天翻来复去想，实属不易。当然，有的事，想一整天，也未必想得清。

不过想想是了。

2

我喜欢西方诗歌。尤其20世纪初以来的，长诗可能差些，遇见短的，总爱不释手的，比如庞德的《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一首诗，就这么两句。

意象派，也比较喜欢，比如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

这么多

全靠

一辆红轮子的

手推车

因为雨水

而闪光

旁边是一群

白色的小鸡

3

老实说，这些诗，喜欢归喜欢，却读不太懂。

为什么读不太懂。这个问题困扰我，一直影响着我的阅读。话说出来有些苦涩。我们这代人，上世纪60年代读小学，70年代高中毕业，恢复高考之后念大学，大学读的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西方诗歌只是我的阅读喜好，充其量算是喜欢。《地铁车站》《红色手推车》除了文字简短外，写啥？为啥那么写？意境在哪？说不出所以然。碍于脸面，又不好得谁问谁。

一场雨里，我问自己，西方诗歌，为什么读不太懂？却偏偏又那么喜欢？怎么能读得懂？

雨下个不停。

4

暑期，读了本书，《俄罗斯肖像——乌兰汗译作选》。散文卷中“阿赫玛托娃”部分，有阿赫玛托娃早年写给恋人的十封书信，和她的《话说普希金》、《普希金与涅瓦海滩》、《他无所不能》、《忆勃洛克》、《阿米蒂奥莫迪利阿》以及《曼德尔施塔姆》，后边附录里还有娜杰日热•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两篇》，芙娜•伯恩施坦的《黑戒指的故事》和楚科夫斯基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等。

这十来篇散文，除了一篇写勃洛克外，其他主要是围绕三个人——普希金、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写。这三个人都是俄罗斯重要诗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地位显赫，他们的诗我非常喜欢。俄罗斯媒体披露普希金逝世的消息时，做了如是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关于阿赫玛托娃，有评论家认为，倘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话，那么，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曼德尔施塔姆被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称：“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他的生和他的死一样，都是文明的结果”，他所做的一切，“将如俄罗斯语言一样长久地存在”。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散文中大量引用普希金、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勃洛克的诗。散文里引用的诗，读了既懂，显得活灵活现；诗的引用，也使散文叙事格外生动逼真。

眼前突然一亮。

5

“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的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担任可获得的最高标准。”这是布落茨基的经验之谈，我深信不疑。

窗外的雨，雨粒不大，一阵稀稀落落，一阵密密麻麻。

与小说比，诗是一种快捷。但布罗茨基所言的“操作”并非易事，得经过翻译家艰苦细心翻译，作品才到读者手里。可是，诗的抽象性很容易让翻译家陷入两难境地——直译，语言之美难现；再创作，语意深度难于把握。另外，许多外国作品由于作家是母语写作，翻译成他国语言时，语种间可能几经转译，当最后翻译成中文，作品的最初意境和准确度难免有所缺失。译者风格、对作品的理解程度、文学素养也存在差异，每一次翻译或许都是作品原本的一次“消耗”，尤其是对诗歌而言。

看着窗外的雨，联想到散文。一般来说，诗人除了诗外，散文创作往往也是重要的思想与艺术流露。如保罗•策兰、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叶芝等。散文与诗比，有较强的叙事性，相对直白，翻译起来相对容易。所以，欣赏诗人的诗，不妨同时阅读诗人的散文，“操作”也许省力一些。

通过阅读诗人散文，可以走近诗人，可以离诗人的诗近一些。

一首来自西方的小诗，可能像座幽深的城堡，一石一瓦，一窗一门，可能都关乎历史、文化、人文和宗教典故，甚至有些诗句晦涩，翻译成中文确实得费些功夫；出自同一诗人笔下的散文，则像一座质朴的村庄，有房屋、院落、篱笆、花园、谷场、骑自行车的男孩儿……读了，像欣赏到一幅画，画面优美，色彩明快，但难免流露出某些淡淡忧伤。

6

雨季已经走远。

思考并没停下，也许，思考会延至落叶金黄的秋日小径，一壶老茶一窗白雪的寒冬腊月，燕子归来花又重开的暖暖春日。

一件事，如此耐想，事先没有料到。

借一场雨，没完没了，想一件事，竟给一个人带来竟如此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