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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政治修身的伦理自觉
作者(来源):天津政协网      日期:2016-07-14              访问量:8135

消除主观上的距离感,缩小与理想境界的实际差距,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协人,需要政协委员不断进行政治修身。“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1]鉴于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协的组织化程度较之于人事隶属关系相对松散的事实,委员的政治修身应以伦理自觉为前提。

一、立德

人伦上的德,指人的本性或品德。政协委员的品德修养,对于能否正确、充分地履行职责,甚至对于代表性和政协组织的形象,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立德,要树立起与委员“职务”而不是与“称号”或“荣誉”相适应的品德倾向和品德水准。把伦理对象推衍到组织和制度,按照思维逻辑,委员立德在伦理上应当包括爱党、爱国、爱制度、爱事业、爱自我等几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当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根据政治伦理原则,委员立德的首要目标指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统一战线被列入三大法宝,凸显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庄严时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鱼水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政协委员应以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对党的爱心为切入点,形成政治修身最高层面的伦理自觉。信念对伦理自觉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政协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有较大比例,但这并不影响政治信念的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革命历程中所结下的战斗友谊、袁隆平等新一代党外人士的光辉事迹、中共界委员的政治影响等,都是委员政治修身的宝贵资源。爱党,具有朴素的政治情感还不够,作为政协委员还必须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为参政议政奠定牢固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爱国与爱党具有一致性。因为经常要共商国是,所以爱国应当分列为委员政治修身的独立目标。爱国伦理的航标是人民政协高举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最深厚、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情感投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爱国包括内外两个伦理层面。对外,要正确对待西方意识形态。政协委员中高级知识分子较多,参与国际交往机会多,吸纳外来多元文化的能力强,同时思辨能力也强。在广取世界文化精华的同时,要高度警惕对我国政治的负面影响。要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戳穿它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的政治图谋。此外,在对外经济联系和开展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中,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不失国格和人格。对内,要树立在“国中爱国”的伦理意识,把祖国爱在最深处。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规定,自觉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自觉抵制以局部或自我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创造和谐的政治环境。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爱国伦理的理性中心,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形成参政议政能力的必要前提。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3]政协委员应当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进一步增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从内心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爱。政协委员爱制度,在政协视域内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起。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对政协组织来说则具有根本性。没有这个制度,政协的制度体系不可能产生,政协组织也不可能存在。制度本原得到的爱可向制度系统派生。对政协章程的爱、对政协组织所有规则的爱皆源自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爱,爱制度的结果又让委员更加真切地产生政协情。制度伦理对委员政治修身表现为一种规制效应,它的次序、控制特征使爱集束化,爱的热度激增。

政协委员政治修身的伦理自觉发自于内心,起始于事业。没有事业,不在事业中做出超凡的业绩,很难进入政协委员的行列,委员政治修身便无从谈起。爱事业,伦理倾向应当是不断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一方面,协商议政的主题在事业中,界别就有事业之别。另一方面,发展着的事业很可能使不进取的委员自然失掉代表性。事业塑造人。马克思曾经说过:“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事业对人的品德和能力有着全方位的影响,政协委员的创造力在事业中施展,可以说事业是委员政治修身的绝好平台。

伦理具有非强制性特点,政治修身的伦理自觉是靠委员的自我努力实现的。爱自我是委员对政治修身内动力的一种自我保护。政治上的自爱可以将伦理的非强制性转化为修身的自我强制力,这种转化是形成伦理自觉的有效心理机制。爱自我的外显目标是对委员荣誉的珍视,内心应体现自尊和自重。对于伦理研究对象之一的道德,政协委员要自觉地树立起较高的道德标准,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上经常保持成功的心理体验和价值评判,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建设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基础上积蓄对自身面向委员履职的厚德。爱自我,按照伦理层次的递进规律,需经过爱称号、爱荣誉、爱职责、爱使命的思想修养过程,这要靠自我努力以求步步深入。爱自我,有一种非党心理障碍需要克服,要树立党内、党外都可以进步的坚定信念,亦即要有政治修身的勇气。民主党派界别的委员,要学会爱自己的党派,这也是爱自我的一种自然延伸。爱自我要真爱,德高望重是真心自爱的结果。缺少真切的自爱、自尊、自重,政协委员的称号只是一顶红帽子。“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5]委员政治修身是一个动态的连续发展的过程,爱自我就要永续修身。

二、立意

无论委员履职的形式和途径如何,建言立论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要使委员的建言献策达到“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的要求,立意就成为委员政治修身的一项必修和难修科目。

第一,求真知立灼见。要练调查研究之功。真知灼见来自于调查研究。政协委员应该把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迫切且持久的政治生活需求,并在实践中不断护养对调查研究的伦理自觉,使见到向见解发展。不愿意作调查研究,不习惯于作调查研究,我们无法掌握客观现实,提案、建议、发言都显得空洞,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影响到履职的效果和委员的尽责。委员作调查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困难,主要表现在与本职工作在时间和精力上的矛盾。正是由于有这种矛盾,才更有必要增强对调查研究的伦理意识,以适应开展经常性的、主要靠伦理自觉来维持的委员个体调查研究的伦理行为的存在。政协集体组织的调查研究往往是阶段性的、专题化的,委员个人自主进行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对集体调查研究的必要补充,而且应当被认为是委员调查研究活动的常态。这是因为,调查研究的经常化只有通过委员个体调查研究的常态化这一途径才能得到有效实现。除了以分散形式参加政协组织的课题调查研究以外,委员个人的自发调查研究目标一般不专一,但这也是优势所在,广集议题和聚焦民意的工作基础就在于委员的平时调研。委员个人与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的调查研究,在形式和方法上是对身边事物和现象的深度体察。如何能够做到深度体察,在形成“想深入调查研究”的内在动力后,不可缺少的还有自觉处理好与被调查群体的伦理关系问题。要让对方消除戒心,感觉到你是他们的局内人,他们才能向你讲真话、诉实情。更进一步,主动联系有关部门,或通过提案等形式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们便能够赢得群众的真心,群众的支持是委员政治修身伦理自觉的强大外在动力。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科学的理性。“当有限的、个体的实践理性开始介入社会政治伦理、反思‘他者’的存在境遇时,形成了三条现代政治理性的建构与反思路向:一是表达个人主义自由精神的个体理性,二是表达至善集体主义的共同体理性,三是针对这两种现代理性反思与批判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6]对调查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委员的真知灼见,是委员实践理性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理论武装。政协委员中大多是业务精英,在学术界、实业界和各个专门领域多有独特建树和业绩,相对来讲,政治理论学习的深化应当进入政治修身的伦理视域,这是由履行委员职责的政治使命所决定的。很显然,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形成正确的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把个人从调查研究开始的全部政协工作建立在科学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要踏踏实实对待理论学习,将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把学习的位置抬得很高然而不能稳稳当当落到地的漂浮学风摒弃掉,让学习扎扎实实伴随我们政治修身的全过程。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完整的,作为政协委员要在学习上努力超越自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人,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在由迫使向内需的转化中建设学习型自我。
运用理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需要具备思辨能力,这是委员理论联系实际的结合点。在伦理建设上,民主与科学两个方面需要认真把握。“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既是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法制化的过程,是民主化与法制化紧密结合共同向前发展的过程。”[7]政协委员知识层次高,社会活动能力强,思维敏捷,对民主思想易于接受和传播。这种优势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搞好协商议政具有重要意义,但也给政治修身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化思潮对委员自身和建言立论立场的消极影响,是政治修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民主进程各有其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在逐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建设速度的快速提升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使得基层民主元素及其活化度激增,加之多元文化的渗透,政协委员分辨是非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因此,要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政协委员分析问题应当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加工提炼,还经常要用到专业知识和相关领域的政策法规,甚至有时还要用到数理统计作工具,因为我们的思辨要有较高水准,得出的结论要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绝不是空泛议论。学和用的结合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伦理上的互通,产生少有偏见的己见。

第二,建真言献良策。

立意需要思想,建言需要勇气。为建真言献良策,政协委员要勇于冲破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在意见与建议的发表上展现参政议政作为。

要摆脱行政伦理惯性的束缚。我们党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协委员讲真话是政治责任感的一种有效需求,能否做到讲真话是政治品质优劣的具体体现。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政务活动中,成绩往往如实讲,也往往被夸大或被从理论上升华,而正是恰恰需要我们直面和下力量解决的问题,在汇报时、在文件中则常常被“策略化”。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文化在社会中能够扩散,行政伦理惯性向政协组织的传播导致了委员的政治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鼓掌、唱赞歌是必要的,它能够鼓舞士气,士气鼓起来了干什么,要在攻克新的难关中发展我们的事业。所以,政协委员要像讲成绩那样讲问题、讲困难、讲办法、讲措施,也就是说必须要建真言献良策,修身的要目包括修炼正气。

要突出委员主体的独立性。正义是伦理的核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8]对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问题则轻描淡写,这是缺少社会正义的行为表现。究其原因,委员主体的独立性不强应为首选。“主体性严重扭曲,导致当代人生存的风险与日俱增。”[9]人事隶属关系影响政治伦理意义上的独立性。愿意讨论一般性问题,不愿意触及具体问题,愿意讨论全局性问题,不愿意触及身边的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有些集中开展的视察和调研活动,政协组织与被调查单位的沟通过于密切,看点由被查单位确定,人员由被查单位圈点,报告由被查单位审阅,组织伦理行为的位置错动从负面引导了委员的参政议政独立性。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和从党政机关转到政协任职的领导干部,独立性的形成难度最大,对委员群体的伦理影响也最大,在转变政治伦理观念上要率先垂范。说到底,回避矛盾就是回避发展,不愿揭短、不愿析短的老好人委员,心里所装的只能是部门私利、行业私利,甚至可以说是个人私利,触到的是政治道德的底线。表态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畸变,往往产生始于自觉状态下的而又演变为习以为常的非自觉的集体无意识。社会中的人不能没有隶属关系和人情关系,任何国家都如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改变隶属关系来实现深度议政,克服依从性、增强独立性要靠改变既有的政治伦理观念来形成,要靠正义的参政理念来维系。

三、立身
立身是委员与社会融合的过程。不论是社会群体还是自然人,社会融合总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等多个方面。“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主观性的融入。”[10]委员立身的伦理自觉的基本发生地应是人民、岗位和政协工作。

在人民中立身。“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他是普通人,第二,他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11]政协委员同样如此,人民政协的人民性是每个委员的立身之本。为此,政协委员首先要做到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社会公德,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通过不间断的政治修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合格的普通公民。这是政协委员最雄厚的政治资本,必须倾注精力努力开发并给以珍视。过分看重委员称号的荣誉而自我淡化社会责任,以高傲的姿态自立于人民之上,实际上是站到了人民的队伍之外,这种基本政治伦理意识的倾斜应当在政治修身的过程中随时进行矫正。不爱惜委员荣誉,甚至丧失基本政治伦理,在人民中的政治信度则会大打折扣,人民对你的伦理意识将会选择排斥。立身于人民之中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伦理自觉是否真的形成,一个重要标志是所及社会群体能够作出你是自己人的心理判断。

在岗位上立身。能够在岗位上立身,并不一定可以成为一名政协委员;反过来,要做一名称职的政协委员,必须要在岗位上稳重地立身。委员的代表性有两重涵义,一是指界别构成和人数比例上的代表面,二是指委员个人或群体的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以及参政议政水平等在界别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后一种涵义对委员的政治修身极其重要。委员参政议政要以界别为立足点,在专业领域里不创造出服众的业绩,很难有事实上的代表性。因此,委员应以爱岗敬业为自己的崇高追求,在奉献中塑造意义人生。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我们经常强调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主要目的在于强化“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排除了左的思想干扰,“专”心致志得以变为现实。然而,由于德在一部分人身上的弱化和制度约束的缺失,近一个时期以来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出现,学风的浮躁掩盖着的是职业贞操的失守。仅用此例说明立足岗位在委员政治修身问题上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尽管这些不良风气并不一定侵染到了我们身上,但风气的无孔不入的确应当引起我们政协委员的高度警觉。委员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中的优秀代表,拒染不良不可以作为修身标准,良也不可以,优秀才是目标选择。实际上,立有价值之论、建有价值之言,政治伦理的基本面就是工作实践,所以在岗位上立身是委员政治修身的实践平台。

在政协工作中立身。委员政治伦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向政协的政治归属和在政协工作中承担起“高于伦理原则的道义责任”。[12]为在政协工作中立身,委员应认真学习和落实政协章程,诚心诚意地履行委员的责任和义务,在积极投身政协工作实践的过程中,酝酿政治情感,激发政治伦理自觉。立身于政协,最基本的要求是积极参加政协会议和活动,这个看似很简单的要求,确是能否在政协立身的非常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身临其境的切身政治感受有利于增加对政协工作的真挚情感。身心一体是自然人的一种机体结构与功能的和谐,心到政协则是委员政治伦理结构提升与优化的结果。只有身心都到政协,才可被认为在政协工作中立身。一个委员,倘若对政协工作倾心投入,自然要把政协工作平时化,与所从事的工作、所关心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达到履职行为的一种较高境界。在政协工作中立身,官气、傲气和书生气应该自觉消减。有从政经历或正在从政的一些委员,所带有的官气有碍于扑下身子搞调查研究,对周围的见解也有一种无形的排斥力;傲气常发生在部分企业家委员身上,敏锐的思维空间在自信与科学之间往往被傲气所迷障;知识分子是委员的主体,他们当中常有的书生气离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较远,影响到与群众的亲和度。

差异是协商民主的结构性动力,发展差异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平等主义进行无限制的扩展,乃至完全无视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是现代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个明显倾向。”[13]委员政治修身的伦理自觉,不是要求委员自觉地按照同一的模式来塑造自我,而是要在做合格委员、优秀委员的目标下,完善伦理结构,以自己协商伦理的多维性、超脱性和履职功能的科学整合来实现对社会文化生态和协商对象差异性的深度包容。委员思维定势、伦理观念和履职行为倾向的改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渐进过程,伦理自觉还需要政协组织的他律来引导、推动和规范。“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应用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应用过程,同时也是原则本身的重塑过程。”[14]因此,由伦理自觉产生的委员政治修身过程,不间断地推动着政治伦理中政协伦理的动态变化,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政协伦理对委员的政治修身又不停顿地施加积极的伦理驱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2]《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5]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08年第24期。
[6]王志红:《西方政治理性演进路向与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当代性》,《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
[7]李贺林:《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目标、过程与基本要求》,《天津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11页。
[9]顾智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与人的实践自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0]嘎日达、黄匡时:《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12]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3]唐士其:《自由社会的精神高度》,《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14]甘绍平:《当代德性论的命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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